吕变庭，1962年2月生，1980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2006年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论文被教育部主办的英文杂志Frontiers of Historyin China.Volume 5-Mumber 1-March 2010.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宋辽金元史》全文转载；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单位出版学术专著60多部；其中《北宋科技思想研究概要》《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分别获河北省第十一届和第十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自2005年以来，先后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2项、重点课题1项、一般课题3项，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1项。目前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任首席专家。

自2005年承担第1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到目前的课题研究以来，主要做的创新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西方有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潮，它反映到科学史领域，有所谓“李约瑟不可靠论”。例如，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科学史教授Charles Gillespie就曾放言：“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也不是科学家，可是我知道，凡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所以他的论点也不可靠，我不必看他的书了。 ”又有所谓“李约瑟过时论”，如美国的科学史家席文曾公开对中国国内同行说：“你们现在再读李约瑟的书已经没有意思了，李约瑟的书早已过时了。 ”现在的问题是：国外科学史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害怕李约瑟呢？因为李约瑟是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研究中国的科技史，他不仅严厉批判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而且还否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唯一性，尊重世界各国的科学发展道路。相比较而言，从前1世纪到16世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科学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是最好的，影响是深远的 。所以，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的终极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从中找出拯救由西方近代科技发展所引起的“发达国家病”的良方。从这个角度看，全面、系统总结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术成果，是我们国内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二、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比较研究。

作比较研究首先需要把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翻译成汉文，这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尽管本研究团队在完成我们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20世纪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理科学的历史考察与文献整理》过程中，已经把许多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翻译成了汉文，如韩国学者洪性士、法国学者林力娜、日本学者薮内清、比利时学者李倍始、美国学者席文的相关著作等。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在世界各地传播及其影响的复杂性，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按照“汉字文化圈”与“西方非汉字文化圈”来分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传播的特点及其影响，我们做得还不够深入。特别是究竟如何比较分析亚洲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的解读阐释和借鉴吸收，以及与欧美学者对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这种“异质文化”的“接受”，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研究得还不够全面。当本课题引入“科学的中心”概念之后，如何处理“科学的中心”和“亚科学的中心”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愈加重要了。例如，从前1世纪到15世纪，中国是“科学的中心”，然而从16世纪到18世纪，日本发展成为一个“亚科学中心”，而欧洲转变成为“科学的中心”。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传播速度加快，并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以关孝和（1642-1708）为例，在他的《天文数学杂著》中 ，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授时历》的交食算法 ，其中不乏颇具新意的创见。据考，关孝和书中的“《授时历》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校正图解”中的“改正术”与郭守敬《授时历经》的记载基本一致；《元史》中已论及盈缩和迟疾二种不均匀改正，并且《元史》中所述内容包括了关孝和定交日和交定算法的改正术。此外，在数学方面，关孝和改进了由中国传入的天元术的算法，开创了和算独特的笔算代数学；使由中国传入的高次数字方程解法为和算家所掌握；引入行列式概念等。凡此种种，诚如徐泽林先生在《和算中源：和算算法及其中算源流》一书所说的那样，如果追溯“和算”在同余式组解法、丢番图逼近法、函数加速逼近法，以及微积分算法等方面的成就与中国传统数学（中算）中相应算法之渊源关系，那么，“中国传统数学可以向近代数学演进”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如何将“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发展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的海外传播”联系起来。

所谓“科学自主”就是指科学本身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科学自主”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之一应当是“科学中心不断转移”的规律。根据美国学者小李克特的分析，在近代以前，世界科学的中心不在西方而是在中国，这是李约瑟博士的重要贡献。1944 年 2 月，李约瑟在重庆中国农学会作《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对人类科学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的中国发生？”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其称为“李约瑟难题”。为了清除起见，“李约瑟难题”又可分为两段式表述：

（一）“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64），《自然杂志》1990年第12期] 。

（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在这两个问题里面，有两个时间段值得注意：“公元一世纪”之前有四个文明类型：古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没有古希腊，一般认为，公元前800年，以雅典为发展重心的城邦势力崛起，直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统一整个希腊地区，并进而征服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亚、印度，使得希腊文明进一步向外扩散。可惜，后来的古希腊文明衰落了，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便由古希腊转移到了中国。如下图所示

不管怎样，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是客观事实。于是，我们再回到本文的论题。从宏观上讲，科学自主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像前面说过的，现代科学的中心本来应当是苏联，况且苏联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这个科学中心的到来，可是最后还是去了美国。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规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如众所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宋元高峰之后，便开始逐步衰落。与西方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一方面，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也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典籍介绍到欧洲。实际上，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科学技术中心转移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过程，而且这种“蚂蚁搬家”式“运输”过程，为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如下图所示

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当时的欧洲知识阶层为什么会选择性地接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即使一部典籍也往往只是部分而非全部“拿来”，因为那些科学技术典籍里蕴藏着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营养。